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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1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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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前期的积累,五四学人赖以依据的思想资源过于单薄,因此,口号虽然响亮而思想建树却非常有限。当然,这一点本不应该求全责备,因为百余年来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让人没法静下心来。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王照主张先多立学堂,改变风气,然后再行新政。但是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面对苦难的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恐怕谁都没法平心静气?康有为在《上皇帝书》里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抱着这样的求速心态,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却总是昙花一现,五四时期树起来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却至今还远没有实现。
中国革命有一个特点:革命前,知识分子是先驱者,是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将革命力量从睡梦中唤醒。革命中,他们为革命力量充当代言人。而革命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了。一言概之,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的蜜月总长不了。革命中,他们往往主动地放弃独立性而投身革命洪流。到了革命胜利之后,形势已经不容许他们保持独立性了。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标签。被贴上这样标签的人,即便不觉得可耻,也一点儿不会觉得很光彩。
在新政权的要求下,知识分子们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以贺麟为例。他是留美博士,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在1941年的《学术与政治》一文中,他写道:“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949年,解放军包围北京,他选择了留下来。他说:“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然而接下来,他面对的却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一个当年帮助他进行思想改造的同事回忆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想象这幅画面多么可笑?这样的“帮助”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已经算是和风细雨了。然而,遭受思想宫刑的精神煎熬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真正体味得到。当无权的知识赤裸裸地站在无知的权力面前时,哪还谈得上什么尊严、独立?唯有痛苦、恐惧、屈辱和无奈。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根本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思想专制是一切专制制度的起点。
士的理想传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完全走向末路。邓拓的一首诗说:“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一曲心灵悲歌或许可以作为当时心中尚存理想的知识分子无奈心情的写照。
十年史无前例过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曾经讳忌莫深的方向奔跑。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在绵绵长夜般的沉寂期过后,尘封在记忆中那个“道”的时代似乎已经依稀远去了,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利”字当先的时代。将近三十年以来,历史的脚步如此匆匆,以至于他们仿佛已然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这个“知识”和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神圣和伟大已经成为笑谈和亵渎的对象。新生代一边看盗版好莱坞大片,一边抗议美帝的霸权主义;一边哈日哈韩,一边上bbs灌水抗日打倒高丽棒子。他们没有传统的旧包袱,并且自觉是独立的一代。作为网络世界的一个节点,谁也不比谁特殊,谁也不比谁更配做社会的“良心”。
面对商业化媒体、政府、利益集团的包围、劝诱和挤压,个人是无力的。就连大学这个曾经孕育几代独立知识分子的摇篮,现在要产业化了。(当然,它的堕落其实早就开始了。曾经有过的辉煌,不过是昙花一现。)促销自己、使自己具有市场性,才是商业社会的存身之道。为理想守夜的人大概和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冲向风车的行径无异,还有谁记得千年前,曾有人说过“君子不器”?我们离传统世界越来越远了。软骨病幽灵般若即若离地仍在身后,而失去的使命感还能找回来吗?未来是无法预测的,然而这或许正是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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