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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万牛回首丘山重：关于士与知识分子传统 [打印本页]

作者: liusr 时间: 2014-6-21 08:49 标题: [转载] 万牛回首丘山重：关于士与知识分子传统

【原文由 amos 于 Thu Apr 20 18:14:33 2006 所发表】

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

——鲁迅《致许广平信》

什么是知识分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的定义太模糊了。不论从西方还是中国的历史来看，知识分子一词都包含着远为深厚的内涵。

在西方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源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知识分子。他们经济上独立，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钳制。如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不是念过几年书，肚子里有点墨水，就可以叫知识分子的。仅仅靠专业知识来谋生的，只能算是脑力劳动者。什么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运动的精神就是“the freedom to mak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at every point”，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分子对文化价值、公共利益抱有深切的关怀。他们对社会现状具有反省和批判的精神。这样的使命感和正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需要一种超越个人利害的关怀。

在中国古代，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性格相似的社会阶层是“士”阶层。从先秦时代的孔子算起，士的历史迄今已两千五百余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至今未绝。

孔子说：“士志于道。”维护社会基本价值是士的责任所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明道救世”和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是从理想层面强调“士”的责任。范仲淹宦海沉浮几十载，数起数落，却始终不忘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顾宪成居庙堂之高，则上书直谏，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处江湖之远，则主持东林书院，坚持讲学议政。顾炎武虽因身处异族入主之际而不得遂志，却著书立说，开经世致用之学风。三人都无愧于自己所言。

明代吕坤说：“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卷一之四）在政治权力面前，士以道自任、以道自重。“道”（价值）和“势”（政治权力）发生冲突时，士应该坚决地站在道的一边。

士是对人类的关怀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是一致的。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为了“易无道”，士必须靠近和借助政治权力。正如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一个题为“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说到的：“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韦伯所说的“召唤”，或者说“召命”，来自新教伦理。这种“召唤”（calling）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可以类比于“义之所在”。“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里的这句话，简直就是韦伯那段话的中国版。严格说来，士对社会的使命感及其对政治的热情尽管并没有超越性的源头，但却同样具有一种宗教精神。

不幸的是，以道自尊的士终难以见容于大一统的集权政府。他们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别说是以道抗势，往往就连讲真话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读雍乾两朝的笔祸历史，就能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绵羊性格和软骨病的根源何在。在两千多年士阶层历史当中，真正符合往圣先贤所述的理想范型的士实在不多见，更多的士无力对抗政治权力的巨大压力。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之下，多数的知识分子丧失了以道自任和以道自重的自信和自尊。当他们放弃了作为士的责任，背叛了士的身份时，就成了荀子所说的“仰禄之士”：曲学阿世，枉道从势，以妾妇之道顺应和投靠政治权力。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讲，就叫做：“文人无行。”

民元革命之后，传统士阶层已经没有存在的根基了。但是，知识分子仍然保存了浓厚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例如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出国留学，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但都出身旧传统，与旧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五四时代的疑古精神风气也或多或少是源于清末的今古文之争。五四运动尽管是坚决和激烈反传统的，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裂道而议”传统的延续。

尽管挟士大夫传统余荫，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领导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但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不可避免地开始边缘化了。

首先，上个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知识分子走进政治权力中心的制度化路径被切断了。革命，需要一种与政权的疏离感。在民国之前，士阶层和统治集团结合紧密，不存在疏离感。帝制推翻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进身之路，离开了权力中心。在产生失落感和疏离感的同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萌发了革命意识。但是，革命仍然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老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雍正年间发生的曾静、吕留良一案。曾静在《知新录》里说到：“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即谚所谓光棍也。”如此迂腐之言实在可笑。史上流氓光棍起事造反当皇帝者比比皆是。毛主席就说过：“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他老人家还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改朝换代，不但要靠人民，更要靠暴民，要有铤而走险甚至无赖耍泼的精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知识分子要么跟群众打成一片，自我消解知识分子的身份，要么就只有自我放逐靠边站了。

在文化上，知识分子也主动地选择了自我边缘化。五四时期开始，传统文化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几乎是被全面否定了。例如鲁迅，就曾劝青年人少读甚至完全不读中国书，要读就读外国书。随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退位，知识分子也就自动离开了文化的中心。

五四运动被誉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学人也以启蒙为务。但是，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先有文艺复兴，再有科学革命。五四运动，没有如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那样的积累时期。要抛弃传统糟粕全盘西化，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有深入的理解。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而知识分子们仅仅是在时务急迫的情况下，向西方寻找真理，也没有对传统作真正深刻的反省和提炼。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绊脚石被一脚踢开，而西方的新思潮则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被囫囵吞枣地应用于中国的革命和社会改造。殊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数千年的传统余孽不可能凭一时冲动就能扫荡干净，更何况完全抛弃文化传统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行为。如艾略特谈到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时说：“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文化是不可移植的，只能推陈出新，不能无中生有。

作者: liusr 时间: 2014-6-21 08:50

由于缺乏前期的积累，五四学人赖以依据的思想资源过于单薄，因此，口号虽然响亮而思想建树却非常有限。当然，这一点本不应该求全责备，因为百余年来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让人没法静下心来。早在戊戌变法时期，王照主张先多立学堂，改变风气，然后再行新政。但是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面对苦难的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恐怕谁都没法平心静气？康有为在《上皇帝书》里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抱着这样的求速心态，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却总是昙花一现，五四时期树起来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却至今还远没有实现。

中国革命有一个特点：革命前，知识分子是先驱者，是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将革命力量从睡梦中唤醒。革命中，他们为革命力量充当代言人。而革命后，他们就被一脚踢开了。一言概之，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的蜜月总长不了。革命中，他们往往主动地放弃独立性而投身革命洪流。到了革命胜利之后，形势已经不容许他们保持独立性了。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成了一个标签。被贴上这样标签的人，即便不觉得可耻，也一点儿不会觉得很光彩。

在新政权的要求下，知识分子们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以贺麟为例。他是留美博士，民国时期的独立知识分子。在1941年的《学术与政治》一文中，他写道：“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949年，解放军包围北京，他选择了留下来。他说：“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然而接下来，他面对的却是思想改造的问题。一个当年帮助他进行思想改造的同事回忆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想象这幅画面多么可笑？这样的“帮助”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已经算是和风细雨了。然而，遭受思想宫刑的精神煎熬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真正体味得到。当无权的知识赤裸裸地站在无知的权力面前时，哪还谈得上什么尊严、独立？唯有痛苦、恐惧、屈辱和无奈。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根本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思想专制是一切专制制度的起点。

士的理想传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完全走向末路。邓拓的一首诗说：“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一曲心灵悲歌或许可以作为当时心中尚存理想的知识分子无奈心情的写照。

十年史无前例过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着曾经讳忌莫深的方向奔跑。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在绵绵长夜般的沉寂期过后，尘封在记忆中那个“道”的时代似乎已经依稀远去了，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利”字当先的时代。将近三十年以来，历史的脚步如此匆匆，以至于他们仿佛已然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这个“知识”和信息就是金钱的时代，神圣和伟大已经成为笑谈和亵渎的对象。新生代一边看盗版好莱坞大片，一边抗议美帝的霸权主义；一边哈日哈韩，一边上bbs灌水抗日打倒高丽棒子。他们没有传统的旧包袱，并且自觉是独立的一代。作为网络世界的一个节点，谁也不比谁特殊，谁也不比谁更配做社会的“良心”。

面对商业化媒体、政府、利益集团的包围、劝诱和挤压，个人是无力的。就连大学这个曾经孕育几代独立知识分子的摇篮，现在要产业化了。（当然，它的堕落其实早就开始了。曾经有过的辉煌，不过是昙花一现。）促销自己、使自己具有市场性，才是商业社会的存身之道。为理想守夜的人大概和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冲向风车的行径无异，还有谁记得千年前，曾有人说过“君子不器”？我们离传统世界越来越远了。软骨病幽灵般若即若离地仍在身后，而失去的使命感还能找回来吗？未来是无法预测的，然而这或许正是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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